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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父辈、祖辈的“六个钱包”愿意支持年轻人在大中城市里面买房，而不是劝他们返回家乡，那是因为他们经过利弊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，代表着资源在市场条件下的“用脚投票”，也是他们半世人生的经历总结，希望自己的子女们少走一些儿弯路，跟上城市的发展步伐。
公众人物一谈房价就容易引发舆论风波，*的一位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。日前，樊纲做客央视财经某节目，在回答现场观众“年轻人应该买房还是租房”的提问时表示，年轻人“如果要结婚了，双方父母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的‘六个钱包’能一起凑出*，建议还是买房好”。
此言一出，引发争议无数。有人认为，一套房子的*就要耗尽三代人的积蓄，这样的房价本身就是问题。有人批评，鼓励年轻人啃老买房，这种价值观值得商榷。还有人从这一言论里解读出年轻人成家立业之艰难。当然也有人支持樊纲，认为他只不过耿直地说出一句大实话而已，现实中很多家庭都是这么做的。
平心而论，樊纲的言论并没有脱离实际。没错，年轻人可以选择租房。但是，由于住房租赁市场还不够成熟、健全、完善，对于房东和房客的权利义务缺乏具体细化法律法规，租房的体验常常难言美好。房东随意上涨租金、随意更换房客、拒绝维修房屋设施、对房客生活过多干扰的情况时有发生，双方关系很难长久和谐。
事实上，长期稳定地租赁一套住房的房客少而又少。租房网站“107间”发布的《2016·107间北京租房报告》显示，在北京租房客中，平均每11个月就换一次房，大部分房客在8到14个月就要换一次房，“稳居”成为租客的奢望。
如果说，房东房客之间的矛盾纠纷、频繁换房的奔波劳累还属于“技术层面”问题的话，那么房价节节攀升，以及附着于住房身上的户 口所隐含的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就更为本质，使租房的年轻人更加坐不住了。租房者能不能在一座城市里落地扎根，能不能融入城市生活？这首先不是一个心态和思想观念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体制和政策设计的问题。当体制和政策短期之内还难以改观的情况下，年轻人要成家立业、融入城市，买房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。
那么问题就来了。仅仅依靠自己的收入，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无力在城市里买房。智联招聘日前发布的《2017年秋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》显示，2017年秋季，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白领平均招聘月薪为7599元，其中北京的平均月薪较高，为9900元。相对于这样的收入水平，住房价格显然高不可攀。年轻人如果想要买房，除了盯着祖辈父辈的钱袋子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
单纯指责房价可能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。在全球范围内，大中城市的房价昂贵都是一个普遍现象，这从市场经济的逻辑里也能够找到解释。由于资源聚集、分工细致，大城市往往可以提供更多工作机会、更高收入水平和更有品质的城市生活，因此，其房价自然可以获得市场给予的溢价。除此之外，我国大中城市的高房价还叠加着快速城市化的时代背景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7年末，中国城镇化率为58.52％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平均达到80％。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，每年都有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地区、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，源源不断地涌入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。这些新市民群体的购房需求和原有市民对于改善性住房的需求，共同构成了房地产市场上的庞大需方，支撑着大中城市的房价。
当然，房价过高导致其对于市场要素形成虹吸效应，对于其他经济领域造成挤出效应，也让普通群众的民生状况难承其重，这些都应该引起警惕。但要减轻“六个钱包”的负担，还是应该回到市场的理路上来。一方面要通过更加健全完善的法规政策来规范住房租赁市场，使年轻人租房也能够获得良好的生活体验，也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公共资源服务。另一方面，在依法打击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炒作的同时，还是要想方设法扩大大中城市的住房供给，通过供需平衡来平抑房价。
在当前，我国快速的城市化具有巨大的内在驱动力，这一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。事实上，父辈、祖辈的“六个钱包”之所以愿意支持年轻人在大中城市里面买房，而不是劝他们返回家乡，正是人们经过利弊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，代表着资源在市场条件下的“用脚投票”。对这样的需求，与其人为压抑，不如因势利导，因地制宜地调整扩大房地产市场供给、扩大公共服务资源供给，释放居民中潜在的初次购房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。这样不但有利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，还有助于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，推动主要城市群的构筑和成形，为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打开新的格局。
当然，父辈、祖辈的“六个钱包”愿意支持年轻人在大中城市里面买房，也是他们爱的无私体现。为此，我们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，让父母少操点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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